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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第十七章-

  拂晓,迷蒙的浓雾笼罩在北河沿葱郁的洋槐树上,故都的清晨还沉在朦胧的雾霭中。这时,临时睡在北大三院的卢嘉川已经起了床。他在二楼许宁的宿舍里,两个人挤在一个小铁床上,睡了半夜。清早他起来了,许宁还睡得正香。他一边用手梳着蓬乱的头发,一边悄悄推开屋门。门开了,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他踮起脚尖活泼地行着深呼吸。虽然疲乏,虽然眼睛因缺乏睡眠,密布着细细的血丝,但他的脸部却充沛着活力和青春的愉快,正像这清新的早晨。他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样子很闲逸,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炯炯地透过雾气,向楼下、向墙外各处观望着。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已经养成了高度的警惕性。尤其这几天,又有一些党的机关被破坏,又有一批同志被捕走——自从蒋介石派了宪兵三团和他的忠实走狗蒋孝先来到北平以后,北平的革命组织迭遭破坏,情况是严重的。因此,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得不随时提高了警惕。
  他默然地观察了一会儿,没看见什么,正想翻身走进房里时,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奔向北大三院的大门口来,接着停在大门口上。不一会儿院子里出现了几个便衣的和西装的形状蹊跷的人……卢嘉川看到这里不再看下去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借着柱子的掩蔽,他一个箭步蹿回到屋里,急忙推醒了许宁:“许宁,起来!狗崽子们来捕人了。快收拾一下!我到别处去!”
  “你去哪儿?已经跑不出去了!”许宁用胳膊拦住了他。
  “不行!他们还没有注意你……我不能在这屋里。如果我被捕走,请你快对徐辉去说一下。”说完,不管许宁还伸着胳膊要拉他,他已经在一转眼间蹿出屋子去。
  整个北大三院的学生宿舍,像滚开水一样地沸腾起来了。
  拥上来大群带着盒子枪的宪兵在卢嘉川常住的——吴大刚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找到之后,就分头奔向学生们的各个房间乱翻起来。三个宪兵跟着一个便衣特务闯到许宁的屋里,许宁还在蒙头大睡。
  “妈的,还睡哪,起来!”一个枯瘦的手扼了一下许宁的喉咙。
  许宁从梦中惊醒,愣愣地望着站在床前的宪兵们。
  “有个姓卢的——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跑到你屋里来没有?”
  许宁的心扑通一下落了地。卢嘉川还没有被捕。呵!能干的小伙子,你跑到哪儿躲藏起来了呢?他心里高兴着,嘴里却呐呐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唔,晤,你们说什么?我屋子里跑进人来啦?啊,那,你们找吧!来,我帮你们找。”他一跃而起,真的东瞧西看了。
  宪兵们乱翻一气。床上、床下,小小的屋子哪里能藏什么人,于是屋门砰地一响,他们又一窝蜂似的闯了出去。
  楼上楼下乱成了一片。大皮靴的橐橐声和大声叱骂乱扔东西的声音交响在一起,把这宁静严肃的最高学府搅扰得人人惊惶不安。
  二楼上的拐角处,一个挂着“工役室”牌子的小屋,屋门虚掩着,里面好像寂然无人。一个年轻的宪兵走过去,仔细地望望这小屋墙上的木牌就把房门踢开走了进去。屋里的窗户关闭着,里面黑黑的,迎面一股恶浊的空气扑过来,这宪兵后退了一步,用力一下把屋门大打开。只见木板床上头朝里躺着一个老头,头上戴着小帽盔,额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痛苦地呻*吟着,好像在闹什么急性传染病。宪兵皱着眉头,用力呸了一口唾沫,像躲避瘟疫似的,又把屋门用脚砰的一踹,转身走开了。
  从早晨六点,直翻到十点,北大三院的楼上楼下几北京羊癫疯要怎么治疗呢乎要全部找遍了,宪兵三团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剿共”能手们,也没有找到他们可以邀功请赏的卢嘉川。最后还是抓走了几个学生,这才悻悻地走了。
  二楼工役室的屋门半开着,宪兵们在这儿过来过去地走过好几趟,但卢嘉川在工友老王的铺上却静静地躺了四个钟头。
  同学们嘁嘁喳喳的怒骂声,传到老王的小屋里,卢嘉川知道宪兵和特务们已经走了。就一翻身跳下床来,刚要摘掉帽盔和毛巾,工友老王匆匆闯进屋里来。他猛见一个青年人穿着他的灰大褂戴着他的小帽盔的稀奇样子,不禁一愣。当他看出这是常来这儿的学生卢嘉川时,他立时什么都明白了。
  小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连声说:“好险!好险!宪兵三团的,今个也要抓您哪吧?”
  “也许是吧,不多抓点老百姓,他们发得了洋财吗?”卢嘉川一边说着,一边脱去了老头的衣服,并且替他叠好被子,扫去尘土,打开窗户。老王手里提着一把水壶站在当地怔怔地看着他。多么紧张严重的时候呀,可是这位年轻的学生,还对他那么亲热地笑着,还不慌不忙地替他收拾着房间。老人深深被感动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工友,什么样的人全见过,可是像这样的年轻人他可见的不多。他忘了该做的事情,弯着矮小的身子,挨在卢嘉川的身边唠叨起来:“哎!哎!这伙子东西还是什么国民政府呢,还称什么孙中山的徒弟呢,简直哪——您哪,可别嫌我说的难听,简直是比土匪还不如!我亲眼见的多啦,哪个好小伙只要一说救国,一说抗日,一看什么红皮子的书,这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着急!什么共匪呀,赤党呀,什么捣乱学府呀,全扣到人家脑袋瓜上来。您想想,人的脑袋瓜全是肉长的,谁可受的了呀!一回一回从我眼前抓走的好小伙子数不清了。”他叹了口气,“我老头见不得这个。唉!卢先生,您哪说说,这可是个什么世道呢?”老头儿喷溅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说起来。卢嘉川满有兴致地站在地上听他讲,可老头儿却圆睁着眼睛改变了口气:“您哪,准是忙着呢,我别老说废话啦。我真是喜欢你们,我有好几个朋友——学生,全像您这样,可是他们都被捕啦。……唉,我不叨叨了,您忙着呢。您哪,您先别走,要走,我到外边先给您瞧瞧去,万一留下狗腿子……您哪,等等吧!”
  老王提着大水壶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卢嘉川坐在老王的小屋里又等了一会儿,老头回来告诉他,大门口果然有好像侦探的人在转游,因此他只得留下来,直到下午七点,他才在一个同学屋里换上一套漂亮的西装,摇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像个浪荡公子,趁着黄昏时的骚乱,走出了北大三院的大门。
  卢嘉川是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由于李大钊同志在那一带的活动和影响,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后来,他到北平来上中学,经常到李大钊同志家里去,因此,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中从事革命活动,考上北大后,他立即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北大南下示威回来,敌人注意他,搜捕他,他就被党调出来,在北平东城专门领导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来的少数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因此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址。今天他在朝阳大学睡了半夜,明天也许就上了辅仁大学。他机智灵活,又具备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因此,在敌拉萨治疗癫痫病应该去什么样的医院呢人严密的搜捕下,他常常能够一次次地逃脱了危险。
  从北大三院出来后,天色已经薄暮,故都街上的人流像沸水般涌流着。他夹在人群中急步向东城区委准备开会的地点走去。走着,走着,他自然地带着漫不经意的神情回顾一下,没有发现跟踪的人,他就加快了脚步。当他走过了一个烧饼铺,才发觉肚子饿得很,他想起整整闹腾一天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笑了笑,顺手摸摸口袋,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可是还需要用它吃上两天饭,于是在又经过一个小烧饼铺时,他只买了三个小烧饼揣在衣袋里。肚子咕噜噜地,真想吃,望望自己笔挺的西装,他摇摇头又忍住了。
  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癫痫太原那家三甲医院好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关于林道静,他没有进行任何辩白,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什么?”戴愉的黄脸涨红了,“你这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吗?那太可怕啦!”他喘了口气,眼球在眼镜后面迅急地转了几转,又说了一篇道理,来反对卢嘉川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细致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他滔滔地说着,好像忘了是在白区残酷的环境中,忘了应当珍惜时间和解决问题。
  卢嘉川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牌一推,霍地站起身来,轻轻喊了一声:“戴愉同志,请你停一停!听我谈点意见行不行?”他用力把手一挥,仍又坐了下来,然后竭力把声音放和缓,“我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上级党布置给我们吸收党员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决去执行。但是根据目前形势,哪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呢?自从宪兵三团一来,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蒋介石在德、意法西斯帮助下训练了大批的特务警犬正向我们进攻,现在人心惶惶,外围组织也几乎都被破坏;剩下的,情绪不安,也很难发展。这时,我认为党应当根据情况稳健一点,尽量保存一点力量,不要过分孤立地暴露自己。可是‘三一八’纪念,我们又损失了不少同志。”
  “不,冯森同志,”戴愉又打断了卢嘉川的话,“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么?……”
  “戴愉同志,停一停!让我说两句。”刘大姐忍耐不住了:她苍白的有着细碎皱纹的瘦脸激动得绯红,微微气喘地打断了戴愉的话,“同志,你不要只搬教条嘛。冯森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她把麻将牌往戴愉和呆着不动的吴方跟前一推,用坚定的口气对准了戴愉,“我基本上是同意冯森的意见的。戴愉同志只是搬教条,不大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久以来我就有了和冯森一样的苦闷,好久以来我们就都感觉出来:我们党的领导虽然克服了‘立三路线’的盲动、冒险,但现在的路线是否仍然不大妥当呢?人民热烈要求抗日救国,可是咱们提出的口号常常过高,常常除了少数积极分子以外,使广大群众不能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得听不出来了。她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来。
  四个人都沉默着。连易激动的戴愉也不出声了。只有断续的麻将牌发着单调的声响。后来仍是刘大姐向三个男同志望了一眼,低声说:“戴愉,就说你反对冯森接近的那个女孩子吧,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冯森这样做我认为是对的。”
  “那也要看情况。”一直很少说话的另一个男同志吴方说话了,“那个姓林的女人既然肯嫁一个反动的大学生,那么,她的思想可见很成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重要的。所以,我也要警告冯森,你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特别警惕,我们是宁左勿右。”
  “对,宁左勿右!”戴愉赶快插了一句。
  卢嘉川抚弄着麻将牌,安详地轻轻摇头:“宁左勿右?不,我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提。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党的事业。当然,同志们的意见我应当警惕。如果没有别的重要事情,我提议还是来讨论纪念‘五一’的问题。”治疗癫痫病医院哪个较好r>   “对,谈纪念‘五一’吧!”吴方睁亮眼睛说,“关于是左倾还是右倾,目前,我们几个人很难做出什么结论。反正作为党员,我们尽量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就是了。”
  穿着华丽服装的那个女同志走了进来,对四个人望望,轻轻说了句:“没什么,你们谈吧。”就又出去了。
  戴愉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谈,但他忍耐住了:“好吧,这个问题留着下次再谈。”
  会议内容转到纪念“五一”上。照戴愉的意见,党、共青团和社联、左联等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动他们全体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卢嘉川沉思有顷,抬起头来看着戴愉说:“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游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北京地下党曾为牺牲了六年的李大钊同志举行过一次出殡游行——原注],我们已经又被捕许多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五一’这个纪念日,无疑的,敌人是会更加严密戒备的。希望你和市委好好反映一下,恐怕……”
  “真是白色恐怖观念!”不等卢嘉川说完,戴愉把眼镜猛地一摘,皱紧了眉头,“冯森,你要消极怠工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对这样任务的任何怀疑全是一种可耻的动摇!”他掏出手绢抹抹嘴角,然后把麻将牌一推,其他三个人也随着一推,一阵牌声代替了许多的话语。等牌声静下来,卢嘉川苍白的面色才转过红色来。他看着戴愉的金鱼眼睛,仍然慢慢地说:“戴愉同志,一切不成问题!组织决定我做任何工作,我是不会讲价钱的。但是应当允许我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许我看错了,也许我估计得完全不正确,可是你应当冷静地看看我是不是那种胆小怕死的怯懦者。……”他低下头来不能说下去了。
  “我们就照着市委的布置坚决执行去,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好了。”吴方刚说完,刘大姐露着焦虑的神色说:“发动人是对的,但是发动之后就把他们送进了牢狱,这总是一个问题呀!”
  沉默,一阵无声的争辩持续在人们的炽热的眼睛里。最后戴愉冷静下来,说道:“好吧,如果冯森你们不反对大规模游行,那么,‘五一’那天,我们发动赤色群众都到天桥集合。具体行动有人会临时通知你们的。”
  会开到这里就散了。
  几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服装华丽的女同志到大门外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走进来对几个同志亲切地笑笑。戴愉和吴方先走了出去;接着刘大姐伴着卢嘉川也向门外走着。他们默默地走到门过道里,在初月的薄明中,刘大姐站住脚,用力握住卢嘉川的手,声音又低又慢:“小冯,不必难过。党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五一’要提高警惕呵,不过还要尽量多发动群众。”
  卢嘉川低着头,半晌没有出声。当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姐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点儿发红。
  “大姐,亲爱的好同志,谢谢你!”他用力握住她瘦削的手指,只有这样的一握才表明了他内心的激动,“大姐,不必担心我。我想,在一个党员热望为党贡献一切的崇高理想里,就包含着不计个人的荣辱与得失在里面。这不算什么……好,再见吧!”
  刘大姐倚在颓败的大门上,望着卢嘉川娇健而沉稳的步子一点点消失在街头昏暗的转角处,她才轻轻关上了街门。用只有她自己才可以听见的声音低低自语道:“小冯——好同志呵!可是戴愉为什么就不睁开眼睛多看一看呢?……”
  (第十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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