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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宪法爱国主义与美国例外论学术争鸣www.hlmsw.cn,同校生2怎么操作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王恒

  摘要:宪法是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通常被称为宪法爱国主义。但美国的宪法根源于犹太―基督教的选民―约法传统,是清教圣约神学和社会契约论的融合,美国例外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因此,与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认同不一样,美国的身份认同是一种以宪法为基础的选民民族认同。由于对世俗化和政教分离等问题的误解,选民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长期成为民族主义理论中被忽视的盲点,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宪法与身份认同关系的分析,澄清这些误解和盲点,从而更清楚地认识美国民族认同和宪法爱国主义的真实面孔。

  关键词:宪法爱国主义 圣约神学 选民民族 民族认同 美国例外论

  一、我们是谁?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雄文,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这种情绪在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得到了最直接和透彻的表达,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在冷战中大获全胜,将成为全球的普世价值和实践模式。三年后,亨廷顿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后冷战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的走向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1世纪的第二个年头发生的“9・11”事件,似乎验证了亨廷顿的观察和预言能力,冷战中被意识形态问题所压制或忽视的宗教问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迹象。事实上,几个世纪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正是从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战争中破茧而出。但是,在18世纪的启蒙观念和19世纪的进步观念的巨大影响之下,世俗社会的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即便像卡尔・施米特和卡尔・洛维特这样强调中世纪基督教对现代西方社会影南京癫痫病#!权威医院响的学者,也接受了世俗化的概念,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本质。除了政教问题之外,世俗社会的另外一副面孔就是民族主权国家取代了古代和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城邦和帝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和国际法主体,从而产生了民族认同问题,民族认同和文明认同的区分亦由此成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最关键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后也迫使其他国家和文明接受了现代性的挑战,引发了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和斗争。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的来临。亨廷顿意识到:“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有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1]对于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潜在危险,亨廷顿像先知一般提出了警告:“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2]事实上,亨廷顿担忧的这种后果,正好就是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处境,因此,捍卫美国和西方文明,实质上就是捍卫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全球扩张取得的成果,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没有妥协的余地,看不清这一点无异于自杀。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把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与非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研究,没有太多考虑西方文明内部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那些曾让托克维尔和施米特治疗癫痫病的医院哪家更专业等欧洲思想家纠缠的相关问题。十年之后,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更直接和系统地探讨了美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问题,指出了美国所要捍卫的西方文明的关键部分:盎格鲁―新教文化。亨廷顿认为:“美国这一社会的历史不是始于1775年、1776年或1787年,而是始于1607年、1620年和1630年的头几批定居者群体。正是在这中间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建立了盎格鲁―美利坚新教的社会和文化,而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事态则是根植于这样的一个社会和文化,是这一社会和文化的产物。”[3]在这本书中,亨廷顿不仅批判了已经日渐成为自由主义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更是挑战了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前提的政教分离问题。亨廷顿首先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没法成为国家稳固的根基,因此,那种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要么是虚幻的,要么必须根植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美国信念”如果不是根植于盎格鲁―新教文化,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此,亨廷顿得出了一般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和接受的结论:“有些人说,宪法和第一修正案中都没有宗教的语言,这证明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比这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制定美国宪法的先辈们禁止设立国教,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和加强宗教。‘政教分离’是宗教和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如威廉・麦克洛克林所说,‘政教分离’的目的不是确立摆脱宗教的自由,而是为宗教确立自由。”[4]亨廷顿同意罗伯特・贝拉的观点,即公民宗教让美国人得以将世俗政治和宗教社会结合在一起并相得益彰,但亨廷顿更直率地指出了公民宗教的实质:“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无教派的、全国性的宗教,在它的明确形式上并不公开表现为基督教。然而它在源泉、内容、见解和声调上,却完全是基督教的。美国货币上说的美国人信仰的‘上帝’不言而喻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但安庆癫痫的专业医院?是,在公民宗教的言论和仪式上,有一个名字是不会出现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5]

  亨廷顿的书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亨廷顿也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但这样的标签隐含着极大的误解,保守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孔,这取决于意图保守的东西的实质究竟如何。在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保守主义通常是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或对立面,但在美国这一阿伦特所谓的“以自由立国”的国度,保守主义的目标当然也是自由。他们和主流的自由主义的区别,毋宁说主流的自由主义是已经获胜的自由社会的产物,接受了世俗化这一现代性预设,而保守主义更清楚地知道自由社会从非自由社会中破茧而出所需要的那些原初条件,这些原初条件更准确地界定了自由社会的本质和目标。此外,他们还认为,对这些原初条件的认识,有助于自由社会在危机时刻找到必要的捍卫自由的手段和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在面对其他非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时能清楚和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本质和目标。实际上,反之亦然,对于非自由主义国家而言,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者比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更有助于认清西方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从而找到更恰当的应对挑战的手段。在自由主义被世俗化和政教分离等问题弄得面目模糊之后,亨廷顿的书提醒我们自由主义的普世性诉求背后的宗教和文化预设究竟是什么,从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身份认同背后所隐藏的选民民族的神学政治问题。

  二、宪法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

  在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的前一年,罗尔斯出版了《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对20年前出版的《正义论》做了重大的修正。前书试图将近代的契约论提升到一个更抽象的水平,为自由主义奠北京治疗癫痫病的好方法是什么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新著则试图将伦理学和政治学分离开来,把二者分别奠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则之上。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变显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以及罗尔斯对这一潮流的妥协。在政治这一层面,罗尔斯主张基于宪法的一种理性共识,但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罗尔斯则承认了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导性地位。

  尽管承认自己与罗尔斯的争论属于家族内部之争,但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宪法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意义,以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压力和挑战。哈贝马斯试图建构一种更彻底的宪法爱国主义,其关键是严格区分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哈贝马斯看到,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源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性诉求之间的张力,他甚至把民族主义的这种诉求视为世俗化国家保存的非世俗化超验力量的残余。因此,民族国家具有雅努斯式的双重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6]他进而认为,以公民认同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可以取代原始的民族主义,关键只是在于如何找到一些前提条件,让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能够获得足够可靠的依据,用以保障公民认同不被民族认同所取代或凌驾。[7]他的解决方案是一种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的“程序主义”,这种民主程序可以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公民意识,造就一个不同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共同体。在后冷战时代,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应当成为酝酿中的欧盟宪法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解构和终结近四百年来推动欧洲历史发展的民族主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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